道姑李莲翠 （上部 故乡 四）

山东刘一首

四
说到李擅兴的那位广东疍家船户出身的小夫人，就要提到一件往事。
清末，我们湖北有个恶习，凡发了迹的那些有钱人大都喜欢“讨小”，用今天改革开放的话来说，就是“男人一有钱就变坏”，“养小蜜”、“包二奶”什么的。生活在满清旧时代的李擅兴又不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革命干部，他当然也不能脱俗。李擅兴在湖北乡下原来有年少时家里给娶下的结发夫人，以后到了县城读书，怕他“孤单”，又买了一房童养媳做伴，成为他的第二房夫人。在满清年间，我们湖北无论在乡间或城里、无论大户小户人家，女人们都是裹足成风，所以李擅兴的这两房夫人都是被称作“三寸金莲”的小脚。
打住！李擅兴是不是仅有这两房太太，现在已很难打听到详尽准确的历史资料了，据我们乡间的老人说，历史上的李擅兴，最初不止这两房太太，至少，从丫鬟“提升”的太太还有一房，听说还有一个是还不起租子的农户“自愿”献出来的。因为此事年代久远，并且与故事的主题无关，咱们姑且不必去考证它吧。
以后李擅兴外走江湖，亡命天涯，不比过去在县城里，他身边带着个小脚的夫人行动不便，于是就悉数都留在了家乡。李擅兴在1884年从英国回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代“海归学者”，应张之洞之邀进入幕僚班子。李公望的母亲，李鑫一的祖母，就是李擅兴入幕的那一年在广州讨的“小”。
据说李擅兴的这位小夫人原是个珠江上疍家船的靓妹，在陆地上无处安身的客家人，不仅长相俊美，也烧得一手好菜，我想就是今天餐饮界最时髦的“粤菜”吧。因为年纪小，又是刚出道不久，这位客家妹子被刚回国不久追随了张之洞的李擅兴看上了。于是李擅兴当即凑了几百两银子，不过几个月的薪水，请了个广州的地方官出面，软硬兼施的将这位疍家船上的摇钱树给赎了出来，作了李擅兴的姨太太。以后，张之洞北调湖广总督，离开了广州，李擅兴也从广州将这位小夫人带到了武昌。
广东女人、特别是广东客家女人，即使在满清时期也不缠足，保持着大脚天足。李擅兴虽不懂得妇女解放，但从西方社会回来的人，本能上喜欢天足的女人，厌恶那个畸形的女人小脚。所以，这位客家妹子能始终伴随在李擅兴的身边，一直受宠是不言而喻的。我想即使是换了任何人，他们也都会这样做的。
按照我们湖北大户人家的规矩，李家的内部要按几房夫人的先后次序分支排列，李莲翠的祖父李公望的这一支就是属于李擅兴这个大家族中最小的老婆这条支线的。也就是说，是属于真正的“小老婆养的”。我曾向家乡人打听过李莲翠的曾祖母、这位广东疍家船妹的姓名，但不得其然，没有任何的结果，只知道她跟了李擅兴的时候，只有十五岁，到了武昌之后，一口广东腔像鸟语一样，湖北这边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听得懂。再以后，李擅兴去世，她在武汉三镇及乡下再没有了可依靠的人，只能跟着独子李公望迁到了我们那里的湖北乡下，与我们家隔岭为邻，于是，在乡下能听得懂她话的，只有她儿子李公望一个人了。
李擅兴家是世代的全真道信徒，祖传近十余代的崇元观全真居士。随张之洞住在武昌的时候，他是武昌武当宫和长春观的常客，以后因为公务或私事，他也时常过江到汉口、汉阳一带。每次去时，一定要去汉口的大道观和汉阳的元妙观燃香祷告。既然有传帮带，小夫人也顺理成章皈依了全真道。听说到了乡下，这位小夫人还是笃信全真道教，在她百年之后，甚至没有葬进李家的墓地，反而花大钱葬进了我们家乡那个道观崇元观的后山墓地。
崇元观的那块墓地在很远的山里，等到人们想弄清她到底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已经无处寻觅这位昔日的疍家船妹的那块墓碑了。以我之见，贸然揣测，即使将来有朝一日发现了这块墓碑，又能如何呢？旧时代的中国女子大都有姓无名，至多是一个“李某氏”的刻名而已。但李莲翠作为后人，身上有广东客家人的血缘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说句实在话，大清末年，所谓当时“海归学者”学业有成归来，其标准是很含糊的，像《围城》中方鸿渐那样拿了一张克莱斯登野鸡大学的文凭来鱼目混珠者大有人在。在李擅兴时代，既有詹天佑这样有真才实学的归国技术人才，也有只会一口“洋文”的混混。这位在国外学徒出身的李擅兴在今天看起来，恐怕充其量只是个懂得一点各方面的杂项技术，懂得“洋文”，但只会经商采买而没有学历的人才而已。
也就是说，在实用方面，李擅兴多年来跟着亲戚学习经商，远远强过了许多留学归来的才子，但他确实没有在大学里面混过，没有今天都十分吃香的那张洋文凭。当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的任上组建自己的幕僚班子，重的是才干，当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组织人事部门挨个审查，查看他们每个人是否有我们教育部承认的国外大学的学历证书，也无须到街头买一张假的学历证书，当年的事情就是这样简单明了。
再回到满清后期大兴洋务的那些年间，因为在两广总督的任上向朝廷奏请修筑芦汉铁路，张之洞，此时张之洞身边的官绅界人们都尊称他为“张香帅”，1889年从两广总督的官位上调到了湖广总督的位置上，署理湖北这块满目疮痍的多难之地。这是近代史上湖北改革开放的开始，那一年，洋务幕僚李擅兴也携带着在广州娶到的小夫人，跟着张之洞有二十多位幕僚班子的总督衙门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湖北故乡。谁也没有想到，张大帅因为深得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崇信，在湖广总督的这个位置上一连坐了十八年，把武汉三镇建设成为当年在全中国是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工商业大城市。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坐镇武昌，给了湖北省一个发展的机遇

就这样，朝廷上面有西太后的撑腰，汉口捷足先登，终于在满清末年对洋人开埠，随着洋人的大批进驻，张之洞主政的湖广总督府在武汉三镇大力推行中国最初的洋务运动。
史上记载，1890年3月16日，张之洞致电大清政府的海军衙门，选定厂址在湖北省城之外建立兵工厂；当年三天之后的3月19日，朝廷的圣旨意外之快的颁布下来，张之洞奉旨正式批准将枪炮厂设于湖北。当年，经过湖广总督府众幕僚的反复考察，在湖北省汉阳县大别山和龟山的脚下，面对襄河——现在称之为“汉水”，借水陆交通运输方便，建起了湖北枪炮厂，也就是以后的汉阳兵工厂。张之洞为了更加快捷便利的大搞洋务，委任了自己熟悉的幕僚为各司道的总办长官，如藩司翟廷韶、臬司岑春萱等干臣名臣，都是张之洞属下的幕僚出身。
而在湖广总督府具体主抓诸项大事落实的众多幕僚当中，其中就有张香帅幕府中的这位洋务幕僚李擅兴。
今天看起来，清朝沿袭明朝官制，总督、巡抚都有守土的职责。督抚虽然凌驾于藩（布政使）臬（按察使）之上，成为一省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但督抚大人的手下并没有一位朝廷配备的佐理属员，所谓的督抚衙门实际上是一个只有总督或巡抚自己一个人的光棍衙门。为了帮助督抚大员更好的执政，督抚只能建立隶属于自己的幕府班子，征集一些有学问的幕僚帮助自己从事日常的行政工作。这些幕僚，少数是从事一般“事务性”工作的刑名、钱谷等师爷，其余更多的是从事“政务性”出谋划策的幕僚宾客，这里面藏龙卧虎，可谓人才济济。中国自古有贤者“尊才养士”的传统，演变到了满清时期，就成了幕府制度。
满清政权下的幕府制度，并非在大清朝廷的正式官吏编制之内，也无法律、员额、职掌权限等限制，全凭督抚大人个人的任意。“幕僚”，名为“僚属”，由聘用者出银豢养，但实际上是以“友”相待的，称之为“幕友”。满清末年，湖南三杰为首的曾国藩的幕僚班子，就是满清时代“尊才养士”的佼佼者，旗下有文武百官，集人才、财政、军事为一身，满清后来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左宗棠，都出身于曾国藩的幕僚班子中、出自于曾国藩的推荐和重用。张之洞原本就是清末时期难得的大贤，自然也会是如此的。
早年间，河北南皮人张之洞初任山西巡抚，开始组建自己的幕僚班子，当时的幕友仅30余人。几年之后，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参与主持中法战争，这时的幕僚班子达到了100余人。五年多后，张之洞又调任湖广总督，在武昌一待十六年，他的幕僚班子也在不断扩大，以后竟达到四百人之多，仅一个湖北枪炮厂就容纳了各种的幕僚人才四十多人。对于能干的、有真才实学的那些幕友，张之洞都酌情保荐了官职，由“幕友”的位置转化成了“幕僚”的下属官佐位置，成为了张之洞的部属。
比如，首席幕友梁鼎芬保荐了武昌府知府，因此，李擅兴也不失时机的保荐了汉阳府通判。通判是知府的佐官，分管田土农桑经济，相当今天的处科级的干部，地位虽不高，但也是入了国家职官的品级的。1907年张之洞升任军机大臣，奉调前往北京，离开了湖北。张之洞尽管是升官，可京官的位置再高，也不像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那样有权养士了，所以仅有少数二三十个幕僚跟随张之洞前往北京，其余庞大的幕僚班子四百来人都留在了武汉，以后逐渐走向分崩离析，不复存在。
在张之洞奉调北京的时候，他身边一个多年的侍从，从兵目提拔起来的小人物黎元洪，当年从南京跟他到了武昌。因为黎元洪是武昌附近的黄陂县人，不愿再跟随张之洞到北方去，张之洞大人海量，居然为脱离他的这位侍从妥善安排后事，当了张之洞一手创办的湖北新军部队二十一混成协的最高指挥官——协统。相当现代军队中的旅长。四年之后，武昌爆发辛亥起义，这位黎元洪大人被推举成为革命军政府的大都督。这是后话。



张之洞也是湖北新军的创建人，他使用英德军事教官，不亚于袁世凯的新军

回首再说当年，筹备湖北枪炮厂、即后来的汉阳兵工厂，都属汉阳管辖的地片，正在李擅兴职责之内。兵工厂购买德国的进口机器设备，包括专门用来制造克虏伯小炮的机器设备共需费用160万马克，折合当时的白银是38万两。在湖北枪炮厂建厂之初预计需要15万两白银，当时商定由清政府户部从自造路款项中间拨给。这一切，张之洞都交给幕僚们筹划帷幄，李擅兴自然也在其中。
1890年9月6日，这座设在汉阳县大别山下的厂址被正式确定下来，工厂最初的占地长600丈，宽100丈，南枕山，北滨汉，西临大江，与省城武昌隔岸相对。建厂之初，需筑地基9尺，并增高堤防以防水淹；之后，在汉阳当地又增设铁厂、枪厂和炮厂。施工开始对工程进度的估算，洋人工程师以为必须要3年时间才能完成，张之洞自己的估计，从购地，筑基，修堤，造路到工厂开炉投产，最快也要2年的时间才行。
1894年，筹办枪炮厂洋务的李擅兴积劳成疾，正在养病期间，6月14日，刚刚开工不久的制枪厂因不慎引发大火，将房屋及机器设备全部烧毁。其时，因大清朝廷对日本国的甲午战争爆发，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时又在兼任两江总督，情急之下，只能仍请李擅兴以带病之躯掌理湖北枪炮厂事宜。7月，张之洞一身二职，又根据幕僚的提议呈奏朝廷扩建在汉阳的工厂，改换被火焚毁的机器，增制无烟火药等，共需新增200万两白银。1895年8月，在汉阳的湖北枪炮厂开始尝试着小量生产，到了冬季，重建完成，开始正式全面生产。
最初的产品，是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因为是仿德M1888式，所以定为88式，其全称为7.92厘米88式毛瑟步枪，中国的名称定名为“汉阳式”步枪，俗称“汉阳造”。该枪坚固耐用，易于制造，直至1943年停止生产之前，是旧中国军队装备的主要兵器，汉阳兵工厂也因此名扬天下。“汉阳造”步枪使用的是圆弹头，枪炮厂同时生产子弹，每月能生产十三万粒。
筹办汉阳兵工厂，有权力参与掌管使用着这样一大笔资金，无疑是一个大肥缺，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今天那些主管官员们无论如何要使自己掌管的项目上马的主要原因。外国商人的回扣，中国属下和参与商人们的孝敬，张大帅的恩典赏赐，自然都不是小数。历史和今天都是如此。当张之洞开办湖北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的时候，李擅兴以湖北当地祖传的行业为近便条件，使李家的与此沾边的相关产业借机大沾其光，大发其财。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李擅兴是个包拯、海瑞、于成龙那样的廉洁清官，但李擅兴确实也并非是草包贪婪之人，你只要看见他前后几房骄横难缠和娇美可人的大小姨太太，就知道李擅兴用于自己家庭的开销非有丰厚外快而不能维持。
等到汉阳兵工厂全部完工投产，张之洞总督府的大幕僚李擅兴也因疾病加重不治身亡。李擅兴去世后，属于说不清是第几房的姨太太这一支的李公望也因此失去了靠山，再加上李家的大太太和另外的几个姨太太人多势众，造成家产分派不均，纷争不断。为了彻底避开几位大小太太和众多亲属们的无理纠缠，躲开家族中的内乱争斗，年轻力壮的李公望带着无依无靠的母亲，干脆举家离开武汉，迁居住到龙王集杨岭的我们这个乡下，买下五六十亩水旱田地，盖了十来间瓦房，房前房后两口池塘，一片小山竹林，雇了两三名长工来耕种，成为了闲逸惬意的乡间地主。
许多年以后，李莲翠出家后的师傅，崇元观的住持黄冕道士为李莲翠点评她祖上的家事时说：“你祖父李公望远避开族人聚集的汉口，还有县城的那些亲戚，选择居于乡间是对的。他幼年丧父，欲图要夺他家产，害他母子性命的人，大都是他的族人和亲戚，外人是很难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开插进手的。”
黄冕道士还举例说：“当年我在湘军部队的老底子是我们湖南人彭玉麟的部队。彭玉麟在清末的威望很高，与同是湖南人的曾国藩、左宗棠并列为‘清末三杰’，是个有名的不要官、不要命、不要钱的三不要将军。彭玉麟幼年六岁丧父，家中的一百多亩水田都被亲族夺走，亲祖还不满足，贪图他们剩下的仅有一点家产，竟然要继续加害于他们母子，侵吞掉全部财产。为避免族人的陷害，他们全家人只能远远避开，躲到很远的乡间去，以保后世平安。只是你祖父当年居于荒僻的乡间，把在汉口进两湖书院读书求上进的机会也丢了，着实可惜。”
当年，张之洞在武汉开办的两湖书院、自强书院，以及众多的农耕桑蚕、机械工艺学校中，唯有两湖书院的地位最高，教学也最好。可惜学生李公望携母迁居到乡下，与以后的求学教育失之交臂。其实，用今天对学历比较苛刻的眼光看起来，李公望的文化确实不算高，满打满算，他只念过十来年的初级私塾，没有进过一天的洋学堂，更不会像他那多才的父亲那样出国留过洋，能不打磕巴的念那些洋文字码。但由于家传，李公望的国学文化底蕴并不肤浅，九章算术，管理个家产还是足足够用的。
李公望从大城市汉口迁居到乡下后，与我的祖父隔山为邻，他在自家门宅前面的那口池塘里栽种了半亩荷花，沿塘边门前点种了几十株桃树垂柳，房前竹篱半遮，竹桥接外，房后竹山围拢，竹林青翠，顿时显得与周围其他的土地主们有所不同，风雅了许多。经历过家庭的这场丧父分家的磨难，李公望格外孝顺自己青年守寡的母亲，凡事孝道为先，所以自己成亲娶妻反而很晚，忘记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古训。以后，在他四十一岁上才有了第一个女儿李鑫蕊，四十九岁上才有了自己的独苗儿子李鑫一。
李公望家虽说迁到了乡下，成为了地主，但又不是纯粹意义的地主，前面介绍过，湖北产麻历史悠久，产量多年居全国第一，国内的麻行大都集中在汉口，在李擅兴帮助张大帅搞洋务运动之前，李家这个大家族自明清以来一向在汉口经营麻行生意，李家的后裔亲戚增多了，以后又在汉口涉足兼做桐油、生漆生意，主要是充当汉口的坐商。
历史上，湖北是产桐油和生漆的大省，当桐油、生漆大批收获的时候，他们也做行商雇人租船下乡去收购。近代以来，武汉三镇对外开埠，各国大批的洋商人们入住汉口，李家的商贸对象变成了外国的洋行，将农村乡镇收购的土特产品运输到汉口卖给洋人们，同时，他们自己的产业也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成为拆货店，也就是为洋行业务服务的二手批发店。所以，李家的生意伙伴基本上都是些洋买办们，因为湖北出产的麻、桐油、生漆主要都供出口，被那些汉口开埠后进来的洋行收购去了。
自几代之前的祖上以来，李家在汉口镇的几家商号、货栈里都有合股投资，按季度、年头吃分红，领取红利。李公望年幼的时候，老擅公祖还在世，李公望的母亲正在受宠，这一支小的受到老公祖的格外关爱是自不用说的，私下里分到手的股份钱财也自不在少数。要不然，那几支大的怎么会眼红了，非要同他们一家纠缠不休呢？
李公望当年在乡下建造的农居分为堂屋、睡房、厨房和杂屋，因为是砖石结构，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只是因为年久失修，显得有些破旧不堪；就像是北京有名的四合院变成了以后的大杂院一样，原来的风韵荡然无存。今天，当我看到这些百余年历史的老房子的时候，仿佛看见了饱经岁月沧桑的一群老人，静静地在竹林前、树荫下乘凉。
李家的大屋现在里面居住着村子里的几位孤寡老人和伤残退伍军人，据说现在不兴被叫作“五保户”了，由地方政府和村子里共同出钱粮赡养。李莲翠在她最后一次回国办理父母丧事的时候，把自家的这几间房产送给了这些无依无靠的乡亲们，作为安身的地方。
在我们湖北中部地区的丘陵地带，在过去的上千年间，砖石结构的房子从来是只有富人们才盖得起，穷人家祖祖辈辈居住的都是土坯房。为了盖房子先要准备下足够的土坯，而土坯的获得从来是以牺牲农田为代价的。过去农人们取得砖坯，因为要毁田才行，所以只能在自家的农田里进行，自家没有田地的农户是很难获得土坯的。



我们湖北取土坯的时间是在庄稼收完之后，从收获后的稻田地里，先要排干水，晒上许多天，等到地土有些干实了，再用牛拉的石磙在田地里来回的碾压，让土壤更密实的粘合在一起。最后，在夏末秋初那难得的几天里，请来有丰富经验的“砖把式”来专门指导挖砖。挖出砖坯的农田剩下的都是生土，长不得庄稼，还要从别处拉来熟土、河泥，重新进行农田改造，否则第二年长不出庄稼，全家人就要饿肚子了。幸好农民们懂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不到非要盖房不可的时候，是不会轻易的毁田取砖坯的。
早年间用这种晒干的稻田土坯砖垒盖起的农村房屋，还要以稻草苫顶，房屋的木檩、椽子、甚至门窗都使用的是农村当地随处可见的杨柳杂木。我去过当地许多这样的老式土坯房子，门楣低矮，窗户窄小，屋子里面一片漆黑，仅在屋里的地面上，才能看见从别处捡拾来的一些旧砖头。这种老式的土坯房子在我们过去的湖北农村比比皆是，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大量存在。现在，只有那些在改革开放中经商或包工发了财的农户人家，才有钱盖得起青砖红砖的二层小楼，单靠种田打粮是盖不起这样的小楼的。因为除非灾年大荒，粮食从来是不值钱的，起码我们这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都是如此。
看到这里，我深深体谅到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初期，确定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这些公有制经济解体后，农民们会一点都不耽搁，立即将我家的那栋砖石结构的房子一拆而光。他们甚至将我家祖坟上的几块石碑都要搬走，他们要盖房、打地基呀。所以，李公望家在解放前的很早的满清时期就能盖上湖北农村罕见的砖石结构的房屋，不能不归功于祖上的“阴德”。

胶带

湖北农村人，看这些讲古的文章总能闻到熟悉的味道

口中有德行中有善

杨先生写的好。我看的津津有味，随州乡下的房子还有木质的楼房，类似于江西的那种风格。我妈妈的爷爷也是地主，房子就是木头的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