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中国近现代文化人生存状态的变与不变

袁文胜

最近发有思，对社会上经常说话的文化人舆论群中，这些想写爱写的老生新秀文化人作了一个划分，大致有五个层级：
1:体制官媒人，像胡锡进；2:体制内独立思想人，像肖雪慧、崔卫平；3:学院异见知识分子，像任剑涛、刘瑜；4:有正规文号的刊物、杂志的媒体和出版人，像丁东、周说；5:社会散漫的自由撰稿人，像此文《刘洪军：一个自媒体写手，也走了》中的死去的写手（大约是死于自杀……）
最下层社会文化人，这类人最悲惨；中间的在享受体制编制保障和自由职业表达思想之间跳来跳去，脚踏两只船；最上边就是吃硬邦邦党饭的。
当年鲁迅属于从2（教育部社会司）到3（北大、女师大讲师），归位到5（海派社会自由撰稿人）靠“投枪匕首”杂文、翻译爬洋格子，赚的足量稿费生活，兼点画册杂志出版，餐餐菜谱不吝写入日记，活的有滋有味。沈从文属于3（京派学院人，有教授沙龙伺候）教书加写作，一介湘西穷书生娶了知性大家闺秀；胡适属于2，名士教授，非常时期驻美大使（卸任后也曾在美国社会过着一段飘零生活时间，拮据滴跟张爱玲见了几次面，不敢下馆子）；至于那些浙江省党部审查新闻、通缉鲁迅，攻拑胡适的党鞭党棍则属于1。
结论：今昔中国近现代公共知识文化人生存结构和处境分布没有改变，大数据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是今天无论体制内外文化人生活都多么拣难了，尤其体制外的漫灭社会沙漠中的自由撰稿人就更难（犹如30年代身无几个银角子的左翼落魄青年，像丁玲冯铿），今天甚至可以说统统归拢到《刘洪军：一个自媒体写手，也走了》一文的下场，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