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概论

我叫勒布朗

文化学概念

“文化学”，从科学学领域来讲，其定义模糊不清，这是一门有争议的学科。但有学者定义是“文化人类学”进一步发展演化的产物。“文化人类学”是通过人所创造的文化去研究人类本身；文化学，则是通过细微观察来探讨世间万物万象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等问题。从演变序列来看：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学。他们对文化学的特点与内容方面的研究归纳如下。
（1）“文化学”特点
第一，整体性：其研究内容和范围涵盖很大，不仅包括不同种族、民族的文化研究，还可以把不同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第二，跨越性：指跨越民族文化的、文化类型的界限。第三，典型性：文化学研究的文化类型是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这种典型性可以用黑格尔学说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说明。作为一种代表性，各民族的差异也是存在的，这种差异并不是对立，更不是对抗。第四，通约性：文化之间能不能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交流，首先取决于不同民族之间文字和语言是否可以相互翻译与交流。由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认为文化具有不通约性，对与理性相关的语言、思维的同一性予以否定，这就等于把不同民族的思维与语言的同一性否定了。这种否定不同历史上的种种文化不可通约论，以前的反对者聚集在理性的旗帜之下，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却具有反理性的性质。后现代主义者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完全否定翻译。因为翻译本身无法否定，就像无法否定写作、研究等具体行为一样，这是社会需要所形成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后现代主义者的目的在于否定理性中心，但是在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下，却走向了全盘否定。
（2）“文化学”内容
文化学内容极其广泛，比如地域上的划分，有西方文化学、东方文化学等；还有时间上的划分，如古文化研究、现代文化等；还有学科类的划分，比如旅游文化学、计量文化学、社会文化学。
第一，本土性内容。与以往的语言学研究不同，中国文化语言学不是承袭与照搬，而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语言理论。其兴起的内在元素，就注定了这种本土性。虽然文化语言学的产生有西方理论的渊源所在，却决非西方原装的“舶来品”。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研究旨趣，范围和方法，都具赋浓厚的本土特色。从其产生看，本世纪初从《马氏文通》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丢失了一些本应继承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而一头扎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怀抱。而结构主义只注重描写语言的形式分析、分布分析、层次分析和分析语言内部结构的指导思想，隔断了语言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联系，从而导致语言研究越来越疏离乃至隔绝于语言的人文属性。西方语言学 ，是建立在与汉藏语言大相径庭的印欧语言基础上的，照般到中国，不免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困惑重重，步履维艰。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建立中国自己的语言学，才有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声音。从其旨趣看，文化语言学旨在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关照中国的语言事实，从而建立能够较好解释 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并且将语言学与别的科学结合起来。从其内容看，许多专题都围绕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之处展开，从 传统文化到风土人情到民族心理，无一不是中国式的，尤其是对方言、汉字、传统语言学文献的研究形成了主流之一。从其研究者看，除对语言理论的建构兴趣以外，更多地投身于专门问题的研究，对于许多具体的语言现象十分关注，往往属意某一个中国文化的角度进行探索。因而，中国文化语言的“本土性”是始于先天，而成于后天的，混然是“土生土长”。
第二，多样性内容。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旗帜之下，各人所从事的研究对象是至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本身的多样性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使研究的内容呈现海纳百川之势，几乎涵盖了语言的各个方面：语言理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语义、方言、音韵、训诂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教育、 军事、政治、经济、广告、翻译、交际等；文化的许多时空领域：文学、艺术、戏曲、音乐、民俗、宗教、神话、历史、地理、哲学、心理等；研究者的专业也极其广泛：语言理论、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对外汉语教学等；涉及许多不同学科：语言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人文地理学等。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语言层面，不同的角度，探讨不同的问题，全方位地展开研究，使文化语言学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这种多样性，是由文化语言学自身性质决定的，多科学交叉性的研究方法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多样性也带来某种研究上的苦衷。
文化学者游汝杰在《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中指出“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要困难有：一是文化学所涉及的范围太广阔，语言学又过于专门，各方面的学识很难兼而得之。二是在 人文科学中语言学的系统性最强，研究方法最精密、最特殊，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往往产生不平衡现象。尽管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可以一再深入下去，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并不需要如此深入的研究。语言学常常不得不游离出来，自成天地，其结果是语言学和文化学难以密合。在目前草创阶段似乎可以分头做成专题研究，积少成多，最后汇集成一门灿烂可观的学问。”这正说明了当代 文化语言学研究中多样性有之，而系统性不足的原因。
第三，传统性内容。当文化语言学以恢宏的文化观照语言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髓与民族文化的传统，在现代语言学中崭露头角。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包括音韵、训诂、文字研究，文学与语言结合的研究早就萌芽了。虽然由于对语言本体研究缺乏理性的科学分析，小学沦为“经学”之附庸，但其在研究音韵、训诂、文字中，从来都是与文学、艺术、历史、民族、音乐乃至人间万象不相疏离的。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学者在予以深刻反思的语言学过程中，对于传统语言学是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当然，这里决非指语言学又将重返老路子。语言学的性质地位已有根本性改变。所谓“回归”是指在现代理论指导下，对传统语文学著作进行崭新的审视取舍。此外，文化语言学诞生之初，适逢“文化热”之时，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估传统文化遂成一时之风气。文化语言学最初的一些 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方言和移民，造词法和传统文化，专名的民族文化特征，句法和传统文化等。这种传统性，一方面使语言学开拓了新视界，另一方面也使语言所蕴涵的文化获得新生。
第四，时代性内容。传统性并不是排斥时代性。文化语言学没有直接的先行者，因而，它不是对中西传统的机械照抄，也不是对语言现状的简单否定，它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语言学的革新势必形成文化语言学这一新的发展视野，这首先是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在学术上的闪耀。跨世纪之际， 世界日新月异，事事都在求取新的生存方向，语言学在21世纪的特点将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文化语言学正是符合这个时代主流的。其次，当代的语言现象、语言变化，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在语言交际、语言交流与文化的研究上，时代性格外鲜明。
第五，实用性内容。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实用价值是双重的。首先是语言的研究不复“曲高和寡”，开始与其他学科进行接触交流，为其他学科提供服务。一方面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另一方面也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其次，现阶段的研究主动地向应用领域迈进，试图使语言学走出“不食人间烟火”的误区。这突出表现在外语界研究母语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导入中。文化语言学的影响对外语界、教学界的影响是显豁而深远的，“文化导入”、“文化揭示”、“文化融入”、“文化语言有机化合”等已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关键之一，其成果也是十分喜人的。在翻译、广告、交际等等社会实用性十分鲜明的领域中，文化语言学也开始结出硕果。外语、对外汉语和 民族语教学和翻译中的语言跨 文化研究，如，英语教学中对汉语语言与文化和英语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使英语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语言的跨文化研究是把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引向跨时空，全方位，多视角对比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对于影响教学及其研究的知识性文化和交际性文化，开始受到重视。于是，语言学与实际社会生活日益亲近，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日益提高。
第六，温和性内容。所谓温和性，是从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精神状态而言的。现阶段的研究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的平和冷静，研究氛围难免因此会显得冷清一些。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预示着一个成熟期的到来。而这又完全得益于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成熟，在主观上达到了不温不火的境地，趋向温和旷达，却又执着自信。经历过澎湃的“文化热”和“反思热”的人们，既懂得了学会拒绝依赖，自己行走，又领会了冷静思索，严谨务实，使现阶段的研究氛围趋于客观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