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产方式的出现与社会管理体制的改变

心简若素

外部力量是否能够打破体制对社的垄断控制，这要看外部力量的破坏性是否大于体制内部的维护力量。比如，李自成农民军对朱明王朝体制的破坏力量大于朱明王朝内部对体制的维护力量，所以它推翻了朱明王朝。
如果体制外的破坏力量小于体制内对体制的维护力量，它推翻体制的努力只能是半途而废。比如，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太平天国运动的破灭。
还有一种真正的能改变体制的建设性力量，那就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
体制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的作用是维持建立在即有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
这种即有的生产关系是原有生产方式的延伸，生产关系的作用是维护生产方式的稳定。
当一个社会开发出，或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产模式之后，旧的生产方式就会受到新的生产方式的挑战和和挤压。这时，建立在原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体制就会出面极力打压新的生产方式。
比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是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经济。二十多年的集体经济的实践证明，它的效率很底，粮食产量满足不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于是有人开始秘密实施联产到户责任制，把土地从集体生产方式分配给农户个体生产。
在农村生产方式改变的过程中，遇到许多阻力和反对。那些在体制中习惯于计划经济，并在计划经济中获得既得利益的人们极力反对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
但是，当农村生产方式发生改变后，国家的粮食产量增长的事实，让这些反对者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改革的事实。但是他们内心还是很不乐意，并且还是时不时地想计设法阻止改革进一步向前发展——因为改革动了他们的蛋糕。
当建设性的外部力量（社会非体制化的生产方式的改变）达到一定程度时，改变体制的力量就与维护原有体制的力量会达到某种平衡，这时这两股力量就会形成针锋相对对抗的胶着状态。当胶着状态出现，原有的体制开始出现不稳定，各种混乱从此不断出现。
中国现在的现状就处于这种状态中——从西方学来工商制造业生产和经济模式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体，但是我们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还处在原来农耕经济基础上的模式之下。
换句话说，我们的工业化经济是用抄作业的方式快速抄来的，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还没有适应工商经济生产方式。我们对新的生产方式感觉不适，我们还不愿意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接受新的生产方式。我们总希望让新的生产方式接受农耕时代形成的生产关系的管理。
只有当我们无奈地发现原有的生产关系管理不了新的生产方式之后，我们才会不情不愿地把原有的生产关系改革成新的生产关系。